富弼说道：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”</p>
接下来必是唇枪舌剑，不过二人关系不错，而且国家到这一步，若一点不作为，那是不大可能了，所以富弼说得极其隐晦。</p>
郑朗道：“升天之事莫知真假，即便是真，一人升天即占去很多资源，况且家人家畜家禽。”</p>
“作用不大，动荡极大，莫若移于后缓置之。”</p>
“时不再过，过不再来，顺风而为，有孚光亨，利涉大川！”又道：“黑长漫长，冬寒严酷，需春雷荡激，方可黎明再归，春回大地。震来虩虩，笑言哑哑；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！”</p>
富弼蹙眉。</p>
他第一句仅八字，却大有深意。</p>
想要成道成仙，必须有众人相助，当然上去了，也要对更多帮助的人回报。在这里，此八字非是贬义词也。用意很深长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。上位后，对亲人，对恩人，对老师，对学生，对族人，对门生，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回报。其他人也会更看重培养人才。这也是郑朗修儒学当中的对立之道，上慈下爱，上仁下忠。或者是郑朗所说的恕道。</p>
所以往往一人得势，或者获得财富后，多对他人提携，民间小说也有许多类似的故事，对其行为赞美讴歌。这个思想观念根深蒂固，现在郑朗所做的，似乎要将它颠覆，肯定会招来许多反对声音。</p>
郑朗也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反对。</p>
不是富弼所说的那种，有法有度，不排斥做适度的回报，但反对这种过份的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这时候没有修真小说，但有一些原始的质朴理论，比如修道时要用珍贵的药材炼丹，或者不劳而获，让他人供养以便静修，千古以来修道之辈有多少，能得到传说中的升天之人又有多少？无论那一人得道，成本均摊下来，昂贵到无法计算的地步。况且带着那么多家人阿狗阿猫一道升天，又需要多少资源。</p>
或如后来的一句民谚，说凤阳道凤阳，自从凤阳出了一个朱元璋，十年却有九年荒。</p>
适度的回报是美德，过份回报则是对其他人资源的严重伤害。</p>
富弼又委婉的进劝，宋朝时弊很多，这一点已得到九成九以上的人赞成，最大的就是冗政冗官冗兵，郑朗已经做了大手术。如今第三次改革，还是针对这三冗而去的，但所获远没有前两次之丰，引起的争议却巨大，得不偿失。可以往后拖一拖，不必要再度掀起血雨腥风。</p>
郑朗又果断回绝，国家前两年皆存在巨大的亏空，全国上下焦急万分。况且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赤字。这时候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有效果，都会有正当的理由。错过此节，以后国家财政慢慢回转，无论做什么都更艰难了。比如茶政，前后争执了快四十年时间，才让韩琦苟和式的通商法得以通过，然而至今还存在着争执，许多人跃跃欲试，想将榷法恢复过来。包括文彦博居然将主意打到榷铁上。</p>
比如卦象，国家进入危险的蒙卦，必须怀持光明之心，有所作为。况且国家困窘的程度岂是蒙卦所能彰示的，既然君臣想有雄心革除，就必须用雷霆万钧之势，将所有时弊扫除。虽雷电交加，但是正道，因此震雷隆隆而来，人们惊恐万分，此后又笑语声声，巨大的惊雷声响遍百里之地，正因为此，宗庙社稷才可以祭祀延续。</p>
连震来虩虩，笑言哑哑；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，都说了出来，富弼只好做退让。</p>
吕诲道：“郑公，朝廷与民争利，终是不美。”</p>
与民争利，一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。</p>
章惇却冷哼道：“何谓与民争利，国家自开国以来，陆续设立诸坑矿、坊场、榷务，多达近万处，算不是算与民利争？盐茶矾酒，皆民生之物，仍全部禁榷之，算不算与民争利？郑公之举，我非未看到什么与民争利，相反的是让利于民，将茶矾之利，让之于百姓。与什么民争利？难道是少数人？就是少数豪强，自景祐以来，国家创立诸监，每年收益皆多达几千万缗钱之数，难道岂不如茶矾之利乎？吕御史，你身为言臣，请勿颠倒是非黑白。”</p>
“我倒是以为诸监乃是互惠互利之举，没有朝廷提从保障资源，诸监则不得成立壮大，若没有懂得经营之术的商户进入，诸监在朝廷经营下又会象茶政一样，渐渐败坏。”吕惠卿公平地说了一句，可话音一转：“但我也赞成郑公之举，无论是茶矾之榷，或者诸坊场之经营，原先用意也非是恶，用此增加国家收入，减少百姓两税负担。然因经营不当，朝廷未得见利，相反成了各州县苛民之举，以至许多坑矿坊场渐渐废丧。不如索性还将它交给民间经营，朝廷虽得利，其多少乃是百姓决定，不算是苛民之举。”</p>
那怕郑朗等人有张仪苏秦的口才，都不能辨解骚动二字。骚动是谓必然。</p>
争的是苛民与与民争利二条，一旦让反对者将这二条罪名戴上，改革必然失败。那怕执行了十年八年，颇有成效，戴上后还会被人矫改到相反的方向。因此吕惠卿及时做了补充，非是苛民之举，相反的乃是惠民之政。</p>
五人拉开争执的大幕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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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朗听得不耐烦，若在这里都通不过，一旦消息外出，诏令必不得成功颁发，于是说道：“我只想说一件事，诸多弊端当中，多人说到冗官，当真官员数量冗杂？我朝设官，仅从县级开始，有的小县只有一个知县，连主簿都不设。而秦汉却设到亭长。那岂不是更冗乎？非是数量之冗，乃是养官成本，与唐朝相比，几乎是唐朝的十几倍。只要这个成本下降，何来冗官之说？为何无人言之？”</p>
秦汉虽设亭长之职，性质不同的，往往仅是一个免税罢了，多不领薪酬，国家负担很小。甚至在国用最紧张的时刻，连官员都没有俸禄，例如北魏名臣高允，其他官员或者贪墨，或者因为其家境好，官当得有滋有润，高允家境不好，又不贪污，于是一家人生活只能靠赏赐度日，几乎衣不蔽体，饥寒交迫。</p>
这种情况下，官员家境稍差一点的，想不贪都难。于是到了唐朝，给了一些度日的薪酬，贪污仍不能杜绝。赵匡胤兄弟索性进一步的高薪养廉，导致养一名官员成本到了后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步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