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说不好，除了一些低层官员贪污外，大多数官员还算是好的。顶多变相的增加收入，例经营，例请客收礼，前者是弊端多多的官员行商，后者是一种变相贪污，但不是直接伸手勒索讨要。官场风气至少在北宋中前期还算是不错的。</p>
主要坏就坏在小吏身上。</p>
非那些苦哈哈的衙前与差役，而是一些有权利的吏差，五大专营或败坏或收入锐减，还有大量坑矿坊场收入的减少，这些小吏在中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</p>
裁吏差不难，难的就是裁这些小吏名额。</p>
还有就是士大夫羞与谈利，对这方面不管不问，或者一些官员能力小，直接被各州县小吏将权利驾空，成为一个空壳官员。这也进一步让这些小吏变得嚣张无比。</p>
高薪养廉不错，但高得太过份，弊已经远大于利。</p>
仅此一句，一百多名官员一个个沉默不敢作声。能坐在这里的，年薪加上各种补助最少是三四千缗以上，几乎与后世的美国总统相当。其中最高者，乃是曾公亮，是郑朗收入的两倍，几乎达到后世美国总统收入的十倍！</p>
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宋代，简直难以让人想像！</p>
郑朗没有明说，已经照顾了你们的感受，不然这个官员收入也得裁，就是裁去一半，宋朝一年也能节约一千多万缗了。若连官员数量再裁下去，两千万缗都有可能。国家一年若增加两千万缗钱收入，是什么样的概念？</p>
就是一句话，使整个都堂冷场。</p>
“真的很累，有时候常想停一停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思，好好休息一段时光，”郑朗又说了一句。又让诸人全部默然，同意好，或是反对好，但没有一个人否认郑朗为了这个国家，耗尽心血。</p>
两句，没有异议了，或者说有异议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</p>
诏书颁发，郑朗再次兼职，兼同三司使职位，第一次改革自中书发起，第二次改革自西府发起，第三次改革自三司发起。三司有吕惠卿与章惇两个能臣，也许不算是好人，但能力是有的，可吴充弱了，郑朗不得不兼顾。</p>
第一个是对所有拍卖的坊场河渡矿坑进行实价审核，虽实施了拍卖制度，还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。必须进行一次估算，拍卖最终价格到达三司后，所出价格必须要达到最低价格。自去年章惇调到三司后，郑朗就让他暗中派人主持清查，连吴充都不知道。直到此时，才暴露出郑朗的用心。</p>
还有一条仁政，暗中设了上浮，有一个最高估价，也就是一年这个坊场估计在不贪墨，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能赚多少钱。超过了这一数字三分之二，立即降回。比如一个坊场一年估计能赚一千缗钱，超过六百七十缗者，达到一千缗两千缗，重新对这个坊场进行核算，确实还是只能获得一千缗钱者，以六百七十缗计算，而不是收其一千缗两千缗。后者估计极少极少，但会有。一条比较仁政的措施。</p>
其实整个改革过程中，自始至终贯彻着种种仁政措施。为了国家，更是为了广大生活在中下层的百姓。这与王安石变法性质不同的，王安石能敛出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数，若再加上郑朗带来的变革，多达五千多万，那将是一个后人永远目瞪口呆的财政收入。但郑朗不会去做的。</p>
第二是作坊税务，作坊也征税的，名堂繁多，有的计入房屋税，有的计入两税，有的计入和买，很不规范。此次也让它们一一规范起来，再与行税的新商税结合，就能使商税进一步完善，甚至制订法令，不得任何作坊规避税务。比如士大夫可以享受免去两税的权，这是祖宗法制，也是列朝列代的法制，不可更改。但没有说让士大夫行商也要规避税务。因此名文规订无论任何人行商，必须交纳作坊税务，以及贩卖过程中的商税。</p>
这个不用急，可以往后面放。</p>
第三条改革开始。</p>
响应的人不少，率先响应的家族出忽大家的预料，乃是三大外戚世家。</p>
曹高向三家几乎同时让子弟们撰写文章，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，不改即死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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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内情的人，皆感到很古怪。</p>
三大家族做了许多兼并的事，连郑朗都不敢碰他们，为什么三次改革，皆那么好说话？</p>
郑朗索性一抹黑，雷霆到底，改革发起后，再派官员清查十五州隐田。这次没有派好说话的司马光下去，而是派手段强硬的章惇下去主持。并且包括以前朝廷不敢碰的真定府与亳州。</p>
章惇还没有动身，几大家族主动交出大量隐田。</p>
到了这一步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早就暗中商议好的，唱的乃是一出双簧。几大外戚家族虽让出隐田的利益，大头却在几大监那边，况且未来还有一个不知道究里的更大监。</p>